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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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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,陶罐上的12个符号,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新石器时代,有一处文明(wénmíng)遗址,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主要(zhǔyào)特征,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(zhì)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(de)史前文明,如今共发现500多处遗址,以良渚遗址附近(fùjìn)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,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(zhèjiāngshěng)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 良渚(liángzhǔ)博物院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,展出良渚文化时期(shíqī)玉器、石器、陶器和漆(qī)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(组)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,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,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历史发展(fāzhǎn)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(tújù):良渚博物院 良渚玉器的(de)(de)精致程度足以证明:在距今五千年前,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。 沉睡数千年,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(niánqīngrén)唤醒。 1936年冬,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(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)馆员施昕更(gèng),在家乡良渚(liángzhǔ)周边的(de)田野阡陌之间(zhījiān)终日埋头调查,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,他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的考古学家来到良渚参观,良渚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 1938年,投笔从戎的(de)施昕(shīxīn)更一边在浙南参加抗战(kàngzhàn),一边继续考古整理,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确认(quèrèn)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(táodǐng)。夹砂红陶,底部为三鱼鳍形足,外表黑色发亮 虽然施昕(shīxīn)更于两年后去世,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(liángzhǔ)只是(zhǐshì)龙山文化的一支,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(chángqīcúnzài)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,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良渚(liángzhǔ)文化的精彩(jīngcǎi)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(kāishǐ),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的玉器,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纹玉镯。直径8.2厘米(límǐ) 1986年,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五十周年时,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墓葬(mùzàng)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,号称(hàochēng)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(yùqì)的出土,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终于(zhōngyú)显示出了(le)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(tímíng)申请,成为(chéngwéi)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2019年7月,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。 以“玉(yù)”为特色的良渚文明,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(wénhuà)中心(zhōngxīn),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(cháohú)凌家滩文化才是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,渐渐(jiànjiàn)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:玉,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,而是专指软玉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,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,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 但到了(le)良渚文化时期,玉和石的区别(qūbié)更分明(fēnmíng)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,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制作技艺上,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,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(xúnzhǎo)更好玉质(yùzhì)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,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这之中的重中之重,无疑(wúyí)是玉琮。 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”的(de)(de)“六器”之一,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资料,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:一类(yīlèi)被称为“镯式琮”,其外形和手镯相似;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(zhùzhuàng)的琮。 镯式玉琮,1987年瑶山(yáoshān)遗址出土 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(dōu)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,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(wǎngwǎng)比较矮,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;而方柱状琮则高矮不等,纹饰从一节到(dào)十数节不等。 简化神人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(límǐ)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 1987年,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yùcóng),其中5件玉琮大小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,位于墓主(mùzhǔ)胸腹位置;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附近,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(diāozhuó)最(zuì)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最大的玉琮,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 “琮(cóng)王”内圆外方,中部贯穿,高8.9厘米(límǐ)、直径16.5~17.6厘米,重达6500克 图据:ICphoto 在发现玉琮(yùcóng)王之初,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。其(qí)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:玉琮王上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(qí)在神兽之上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 图案的(de)主体为“神人”,面部呈倒梯形,眼睛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(xiěshí)。“神人”头上还(hái)戴(dài)有高耸的羽冠,内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,外层(wàicéng)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,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,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是一只伏在(zài)地上的神兽,外框有椭圆形的眼睑,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,有鼻梁和鼻翼,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(shénrén)兽面纹(局部)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: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》 这个图案,是(shì)良渚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的一个(yígè),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(rènwéi),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,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,“《说文解字》中,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(yù)事神(yǐyùshìshén)’,或许良渚的权贵们,这些制玉用玉的特殊社群,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之外,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(de)地区,发展到(dào)良渚文化的时候,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(le)生产的实用功能,与玉琮、玉璧一起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,是显贵(xiǎnguì)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 双孔玉钺,1986年反山遗址出土(chūtǔ) 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,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(nánxìng)墓葬中,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。它的普及率要(yào)低于玉琮和玉璧,这或许也反映出它的意义确实(quèshí)不同凡响。 在良渚的(de)一件陶罐上,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,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(zhèngshì)严格意义上的文字(wénzì),也是文字的前身。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,故器表面呈锈红色(hóngsè) 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(fúhào),都显示良渚(liángzhǔ)文化已经(yǐjīng)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4300~4000年时,良渚文化却悄然(qiǎorán)消失。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,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,呈现出明显的倒退。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,学界(xuéjiè)提出多种理论解释,诸如洪水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,但(dàn)至今尚无定论。 作为与安徽凌家滩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中国(zhōngguó)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,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,寄托于精美(jīngměi)的玉器中长存,也令后人钦佩仰望(yǎngwàng)。 文 启凌(qǐlíng) 编辑 苏静 (下载红星新闻,报料(bàoliào)有奖!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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